乐黛云 1948-1952年在北大中文系学习。1952年起在北大中文系工作。
1931年出生于贵州。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
1969年春，军委的第一号令下达，北大二千余名教职员工一齐奔赴江西南昌百里开外的鲤鱼洲，走毛主席号召的光辉“五七”道路，建起了北大鲤鱼洲分校。
鲤鱼洲是在鄱阳湖畔围湖造田而成的一大片沼泽地。由于钉螺丛生，血吸虫横行，农民早已遗弃了这片土地。我们到达时，只见一片荒凉，先遣部队匆忙搭建的可以容纳200多人的几座孤零零的大草棚突兀地屹立在荒原中心。为了一日三餐，尽管我们只吃酱油汤加糙米饭，后勤人员还是不得不划着小木船到鄱阳湖彼岸去采购粮食。就在我们到来的前几天，两艘小船遇到风浪，5位员工不幸牺牲。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首先“再送瘟神”，发扬人海战术，打响了消灭钉螺的歼灭战。毛主席有诗云：“华佗无奈小虫何”！我们毕竟比华佗高明，战胜了血吸虫，在鲤鱼洲安营扎寨。当最后离开鲤鱼洲时，我们北大分校仅有百余人患上血吸虫病（据说邻近的清华分校患此病者竟达800余人）。这无疑是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伟大胜利！我们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这湖底土地肥沃，水分充足）,创设了自己的砖瓦场（虽然我们只能用双脚在满是冰茬的水中代替牲口搅拌黄泥）。我们有了自己的汽船码头、抽水机、食堂、菜地，还养了很多猪和鸡！当我们吃到自己亲手种出的新大米和碧绿的新鲜蔬菜时，心中之乐真是无与伦比！但快乐之中也有阴影：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十余米，人们在下面仰望湖面上的点点渔帆，就像欣赏头顶上美丽的星星。谁都心知肚明，万一围湖大堤，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员工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了！因此，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人人都是整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
一年刚过去，按照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新的革命任务下达了！夏天伊始，总管全国教育科研的实权人物，8341部队负责北大、清华两校的军宣队头领――迟群同志突然驾临鲤鱼洲，召集全体教职员工训话，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鲤鱼洲草棚大学：先办文、史、哲三系，学生从江南各省工农兵青年中推荐选拔。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迟群强调这样的草棚大学，一无高楼大厦，二无“不实用”的图书文献，三无固定教学计划（一切因人、因时而异），它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种“新型大学”，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同属“史无前例”！迟群宣布草棚大学暑假后立即开办（干革命就要雷厉风行）！三系各有七八名教师被指定为“五同教员”（五同者，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之谓）。我和老伴汤一介都有幸名列其中，我们受命立即脱产筹备。我们在会上都表示热烈拥护，私下却不免内心忐忑。我们不知道应该教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如领导所要求的，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
开学那天，我和女医生乔静被指定和军宣队、工宣队几位年轻领导一起，半夜出发，到南昌近郊的滁差（距南昌和鲤鱼洲各50余里），去迎接工农兵学员。清晨六点多钟，我们和百余名工农兵学员在滁差胜利会师。队伍略事休息，便重新整队，迈着雄健的步伐，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向鲤鱼洲进发。真没想到沿途各村镇竟都敲锣打鼓，摆出桌案，递茶送水，鞭炮齐鸣，欢送自己的亲人上大学！到了鲤鱼洲，全体北大人夹道欢迎，红旗招展，把世界教育史上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迎进了草棚大学。
我们深感任务之艰巨，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唯恐误人子弟，对不起养育我们的老百姓和毛主席！我们呕心沥血，好不容易设计出第一年的课程。除全体师生要天天坚持背诵“老三篇”，体会“老三篇”的精神实质外，哲学系主要讲《实践论》、《矛盾论》；历史系主要讲《新民主主义论》；中文系的课程比较丰富，除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讲鲁迅、样板戏，批判四条汉子，外加大量写作实习。另外，几乎占了一半时间的，就是劳动课了！我们满以为工农兵学员会信心百倍地赞美鲤鱼洲，因此，第一次作文题就是歌颂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史无前例的草棚大学。我们期待着一批歌功颂德的杰作，甚至还计划选送其中一部分到地方报刊，宣传鲤鱼洲。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几乎所有作文都反映着一种迷茫。较为含蓄的，是说这里一无图书，二无教室，三无好老师（他们认为鲤鱼洲的老师都是北京挑剩的“处理品”），不像大学的样子；有的不谈教育，只是着意赞美鲤鱼洲的自然美景；还有个别家庭环境优越，有恃无恐的激进派就干脆说自己受了骗，要求到北京去上“真正的”北京大学（这时北京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研究决定，要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整顿思想。于是，草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我们遵从上级指示，天天开会，做思想工作，实行军事管理，每天6点半出操、跑步，早餐后，师生各拿一只小马扎，坐在大草棚里，如学生所说，“围着圆圈儿吹牛”。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教育出来，而又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当然都以自己所受的“毒害”为靶子，极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和这些充满朝气的学员倾心相交，热忱相待，不久就真心爱上了这些真诚、坦直，积极向上，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我们尽一切努力，让他们读到更多的书。为此，我们多次去南昌，到已停办的江西大学尘封乱放的书堆中挑了一批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们时时和工农兵学员生活在一起，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诚心希望工农兵学员真正成为“上、管、改”的主人。无奈学期过半，一切仍不得要领。
这样的“三无教学”终于难以为继。中文系领导想出了一个深得学生赞扬的好办法――到井冈山去！写革命领袖，写革命家史，收集革命民歌！出发那天清晨，三辆大卡车停在我们连队附近的大堤上。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早晨仍不见停。鲤鱼洲本是湖底，早有“晴天一块铜，下雨一包脓”的美誉。大堤本是黄泥垒起，宽度只能容两辆卡车。大堤上的路在大雨浸泡一夜之后，泥泞难行，还没走到车边就有好几个人滑倒。工农兵学员领队曾建议是否雨停后，过两天再走。但是五同教员中的一位革命造反派却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高喊：“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下雨吗？”他率先登上了卡车，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三辆卡车艰难地挣扎着，刚来到北大分校与清华分校交接的地界，突然眼见第一辆卡车骨碌碌翻滚着，一直滚到底下的荒草地上！所有的人全惊呆了，立刻下车，连滚带爬，向四轮朝天的卡车奔去，想去救助那些被扣在卡车底下的师生。但是，几吨重的卡车哪里翻得过来？只听得一片无助的哭喊！幸而清华大学分校的“五七战士”们闻声赶来，带着工具，终于撬起卡车的一侧，让我们有可能将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拽出来！天哪，我们朝夕相处的写作组组长张教授和一位爱说爱笑、来自上海的工人学员王永干，由于被压在车棱下，大量内出血，脸色深紫，当时就离开了人世！曾坐在这辆车上的陈贻?教授好久都神智不清，另外还有两个学员头部受了重伤。
我们这些“不怕下雨”的勇者终于拗不过老天，满心悲伤、灰溜溜地回到了原地。接着是每个人都要写文章悼念死者（着重歌颂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小型追悼会，安抚到来的死者家属。总的精神是少追究、少宣扬，尽一切可能压缩“负面影响”。死者王永干是我这个学习小组的学员，他英俊和善，是已有3年工龄的年轻工人。我被指定来接待他的母亲。王永干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儿子，为了将他抚养成人，她做了一辈子苦工！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失去儿子的现实！如今，在鲤鱼洲，她不吃不喝，哭诉了两天两夜！反复诉说她的儿子如何聪明，如何听话，如何上进，如何做梦也要上北京大学，又诅咒自己瞎了眼，鬼迷心窍，竟让他来上这样的北京大学！我们全组人真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位无缘无故突然失去优秀儿子的母亲！
一个多月就这样在痛苦和失落中过去！直到新的命令下达：“化悲痛为力量，重上井冈山”！ 我们重新踏上征途，却再也没有原来的意气风发！当时井冈山区还没有公路，我们全都跋涉在崎岖的山道上。最难忘怀的是年近半百的陈贻?教授（炊事班长），背着一口大铁锅，手脚并用，奋力爬上山崖的身影；还有患有严重肠胃病的袁行霈教授，流着虚汗的苍白的脸色！我当时是宣传队的一员，一直沿路编“对口词”给大家鼓劲，忘了自己的劳累。
我们终于到了井冈山，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热情关怀，温暖了我们的心。在井冈山的两个多月，收获是丰硕的。我们大家都了解了老区人民身受的苦难，切身受到了革命传统的教育。同学们不仅学会了写记叙文、小评论和调查报告，还接受了分析问题、调查研究能力的初步训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写作，记得严家炎教授严格要求“文从字顺”，强调写文章必须“丝丝入扣”，因而得了“丝丝入扣”先生的美称。最值得怀念的，是当时的师生关系。我们朝夕相处，互相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常常谈到深夜。这样的师生情谊，后来再也难寻！如今，这些草棚大学的学员都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保持着联系。如草棚大学的排头兵钟容生同志，很久以来一直是深圳市的一个局长，我们每去广东，他必定前来相会。当年我所属的那个工农兵学员小组的组长张文定同志，多年担任北大出版社副总编，至今我们还常在一起共同策划出版书籍。
从井冈山回鲤鱼洲不久，草棚大学也办了近两年。正和突然开办一样，又突然传来撤销草棚大学的消息。人们前途未卜，不知会被如何处置，引领北望，充满期待与惶惑。幸而结果是皆大欢喜――草棚大学全体师生合并到北京总校，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一年后，整个鲤鱼洲五七干校也撤销了。人们额手相庆，宰杀了所有的猪和鸡，据说开了三天三夜的“百鸡宴”。至于我们曾艰辛创建的农田、菜地、住房、砖瓦厂、草棚等等则又重归于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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